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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俄军在战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，离开了强大的美国空中力量支持，直面敌人炮火的美军顾问罕见地尝到了没有制空权的味道。他们只能四处躲藏，提心吊胆地担心致命打击从天而降——通过一枚导弹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。（作者署名：军事家）本栏目所有文章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，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凡本网注明版权所有的作品，版权均属于新浪网，凡署名作者的，版权则属原作者或出版人所有，未经本网或作者授权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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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日本最近的国富调查资料来源：《经济之微波》，1928年第1期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特别是凯恩斯革命时期，一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、50年代，关于收入和产出方面的研究变得更重要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国内三位学者，他们都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，是我的前辈。第一位是巫宝三先生。他的研究“中国国民所得（一九三三年）”，富有开创性，也产生了国际影响。第二位是吴承明先生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成立了资源委员会，请国际上研究国民收入的“大咖”库兹涅茨到中国来，吴承明先生是他的助手。吴承明先生也发表过中国资本构成和中国工业资本的估算等等。第三位是李伯重先生，他主要研究的是历史GDP。他还跟我说，历史资产负债表的估算比历史GDP的估算可能还要容易些。

这里有两点值得反思：一是，格利与肖关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定义，对于结构日趋复杂的金融体系来看，是有些“过时”了；至少，由此所得出的结论（比如中国直接融资更高），并没有很明晰的政策含义，那么这样区分的意义就不大，甚至可能会误导。二是，中国今天提倡大力发展直接融资，决不是来自于格利和肖的标准，而是突出了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我们在用一些学术概念包括提一些政策建议时，一定要想到我们最初的动机是什么，不能被概念本身所束缚。如果这些没搞清楚，笼统地去谈发展直接融资就会迷失了方向。

大约在2012年的时候，关于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研究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批“民间”力量。一批是李扬、张晓晶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，另外两批分别由曹远征和马骏领衔的研究团队。后来又有新的力量加入，如人民银行的杜金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余斌，他们领衔的研究工作更侧重于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。

2）近期并购重组政策开始逐渐放松，在此期间发布商誉减值风险提示，表明监管层在为并购重组松绑的同时防风险态度并未改变，目的在于减少未来并购重组带来的商誉减值的风险。监管层近期监管层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态度有所放松，10月30日证监会发布声明将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，11月1日证监会公告将证监会试点定向可转债作为并购重组交易支付工具，支持包括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优做强，11月9日取消了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再融资18个月的时间限制，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，减少简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预案的披露要求。